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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INPI 近期围绕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的处理链路继续提速，海牙体系指定巴西案件与本地数据库、审查流程之间的衔接明显更顺。对申请人来说，最直接的变化不是一句“更快”而已，而是指定巴西后的不确定性正在下降：如果前端布局和图纸准备做得更细，海牙路径在巴西落地时更有机会减少来回补正和程序摩擦。

更值得实务团队留意的是，INPI 对 GUI 与动态图标的提交表达也给出了更清晰的口径。公开规则里更明确的部分，是动态界面可按连续帧顺序呈现，硬件载体的边框、机身等上下文元素也可以通过虚线等方式表明不主张保护，而不必再把整台设备都画成权利核心。这对软件、消费电子和跨境设计团队是个利好，但文件准备反而要更讲究：动态序列是否连贯、标题是否准确指向“动态”特征、哪些部分只是载体背景，都要在提交前一次说清楚；至于更具表现力的视频化呈现，仍建议结合最新受理要求与本地代理意见谨慎处理。

“Just AI”最近在非洲知识产权讨论里被反复提起，不是因为多了一个新口号，而是因为政策方向正在变得具体。非盟在 2024 年通过《大陆人工智能战略》后，2025 年高层政策对话又继续呼吁各国结合本国情况制定 AI 政策、法律与监管框架，AI 治理已经从原则讨论走向制度落地。

在这个背景下，两个旧问题被重新推回台前：南非此前接受将 DABUS 列为发明人的专利申请，这究竟代表制度突破，还是只是形式审查制下留下的一次特殊记录；生成式 AI 使用受版权保护作品进行训练，是否可能落入非洲部分普通法国家版权法中的 fair use 或 fair dealing 例外，又应否让本土创作者获得补偿。对政策制定者来说，眼下更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鼓励 AI，而是如何避免 AI 产业扩张继续压低非洲创作者与媒体的议价能力。

AfCFTA 知识产权议定书在 2023 年通过后，真正让业内把注意力重新拉回来的，是 2026 年 2 月八个附件一并获采纳。对企业来说，这个变化很关键：讨论不再只停留在“未来会不会统一”，而是开始进入商标、专利、地理标志和植物新品种保护这些具体门类将如何被逐步拉近、拉平、再嵌入各国实践的问题。

市场现在尤其盯着“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两条。它们确实有机会降低跨境布局的不确定性，但不能把这件事理解成非洲会很快出现一个统一申请局、统一费表，或者所有域外申请人都会自动拿到同样的成本红利。真正先变化的，更可能是待遇差别、规则透明度和跨境组合申请的可预测性。

日本特许厅（JPO）近期围绕《外观设计审查指南》发布补充说明，并同步公开首批典型案例，把海牙协定下指定日本的局部外观设计、图形用户界面（GUI）以及相关图面表达问题说得更细了。对申请人来说，这不是一轮概念性的政策宣示，而是一次很实务的信号：图纸怎么画、未主张部分怎么处理、动态界面怎么组织、说明文字写到什么程度，都会更直接地影响日本阶段能否顺利落地。

这次动作之所以值得重视，不在于JPO突然改变了制度方向，而在于它把原本分散在审查基准、海牙制度衔接规则和既往实践中的判断逻辑，进一步压缩成了更可操作的口径。对跨境设计团队来说，真正要调整的不是“要不要继续走海牙”，而是提交策略：哪些案件适合一次性多国铺开，哪些案件更适合先做日本本国图纸版本，哪些GUI设计不能再靠模糊表达碰运气。

IPOS近期通过针对AI相关专利申请的补充指引，把一个原本容易被写成“算法+应用场景”套话的问题说得更细了。对申请人来说，这轮更新最有实务意义的地方，不是再次强调AI发明并非当然不可专利，而是把审查重心更明确地放回到两个问题上：你的方法究竟解决了什么具体技术问题；你的说明书是否把训练数据、模型处理步骤与可验证的技术效果交代清楚。

从公开示例和配套说明看，训练数据生成、数据集改良、已训练模型的结构调整这类写法，今后更难靠抽象表述过关。IPOS给出的信号很直接：如果权利要求真正落脚的只是一个泛化算法，或者只是把模型放到常规计算机上运行，仍然很容易被拉回“纯粹数学方法”这一类排除风险。真正能站稳的申请，必须把算法步骤、输入输出、使用场景和技术结果连成一条可读、可证、可复现的链条。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IP Australia）近期围绕商标异议程序释放出更明确的优化信号，重点放在压缩处理周期、降低对抗成本，并尝试把一部分案件更早地从“重证据、长拉锯”的路径中分流出来。按目前披露的方向，商标申请人与异议人有机会在进入完整证据提交阶段前，先基于初步材料获得一份由官方审查人员出具的不具约束力的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ENE）意见，用来判断争点强弱、和解空间和继续推进的必要性。这类设计不改变异议制度本身，但它确实在程序前端增加了一道更务实的“成本—胜算”筛查。

这一步的现实意义不小。商标异议往往不是输赢问题先出现，而是费用和时间先把双方拖进僵局；一旦案件进入实质证据交换，很多当事人即使判断优势有限，也会因为前期投入而继续硬撑。ENE 若能稳定运行，至少会让一部分案件更早看清方向，促成撤回、缩窄争点或尽早和解。对申请人来说，重点不只是“能不能答”，而是要更早整理商标使用背景、区分度依据和商业落地计划；对异议人来说，也不能再只靠程序压力逼迫对方让步，初步材料本身的说服力会变得更重要。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围绕深化商标恶意抢注治理发布专项通报，并同步公布一批围绕“快速无效宣告”的指导性案例，信号很直接：对大规模囤积、傍名牌、蹭热点这类商标布局，行政治理不再只是强调打击态度，而是在程序上继续提速，在证据审查上继续压实。对品牌方来说，这不是一句泛泛的“加强保护”，而是案件节奏、取证方式和维权预期都在往更务实的方向调整。

更值得重视的是，通报把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程序里的证据问题摆到了台前。过去一些答辩材料之所以还能勉强过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单据、合同、发票、宣传页之间的断裂没有被同样强度地追问。现在口径明显更严了。仅靠发票中列一个名称、少量形式化出库记录，或者为了维持注册而临时拼接出的使用痕迹，今后大概率更难被认定为商标法意义上的真实商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