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截至2026年6月24日，围绕印度尼西亚 DGIP 两部新规的行业解读已经很集中：专利端，6/2026号条例把最新《专利法》的口径真正落到程序层面，发明保护对象明确延伸到“系统、方法和用途”；商标端，5/2026号条例把多个关键节点压缩到极短周期，市场普遍把它理解为印尼正把商标注册和续展从“可预期的慢流程”改成“前端准备稍慢、官方处理很快”的新节奏。

更值得企业警惕的，是这几项变化并不是各走各路。AI、软件和平台型业务在印尼布局时，专利客体扩张、超项费需在提交时一并缴纳、商标快审、以及针对电商和社交平台内容的封禁机制，正在一起改变申请顺序、预算安排和维权入口。对出海企业来说，这不是单一法条更新，而是一套新的操作逻辑。

泰国知识产权局（DIP）在2026年6月24日披露，已与 Meta Thailand 及相关平台方推进更紧密的打假协作，重点不再只是处理单条侵权链接，而是把自动化识别、平台线索和“数字情报”结合起来，直接追到匿名卖家的线下仓储与供货节点。对品牌方来说，这个变化很重要：电商售假在泰国不再只是平台投诉问题，已经越来越像一条可落到实体执法的证据链。

官方同时给出了一组足够醒目的数据：2025年泰国 B2C 电商规模已达9700亿泰铢，预计2030年将升至1.8万亿泰铢；仅2026年前五个月，相关行动已促成116次抓捕，查获224,042件侵权假冒商品。平台治理、商标执法和数字取证开始被放到同一张桌子上讨论，这会直接改变品牌在泰国做监测、投诉和取证的节奏。

国家知识产权局配合相关立法程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就公开释放的制度方向看，这一轮修订并没有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继续把矛头指向非正常申请、恶意抢注和“囤而不用”的商标堆积行为。对很多品牌方来说，问题已经不只是“还能不能先多报一点”，而是商标申请与实际经营之间的距离，正在被制度要求拉近。

这件事的分量，也不只在于多了几条限制。过去几年，监管层对恶意注册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申请持续表态，市场对此并不陌生；二审稿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把这种取向进一步往可执行的规则上推进。对企业商标团队、法务负责人和代理机构而言，真正需要重算的，是商标池管理、类别布局、证据留存以及后续维权的整体节奏。

韩国特许厅（KIPO）于2026年6月19日释出《人工智能相关发明审查指南》年中修订补充案，进一步回应“AI生成及辅助研发成果”快速增多后的审查现实。市场真正关心的，不只是AI能不能参与研发，而是当申请人主张创新点来自模型微调、参数再训练、特定场景适配或结果筛选时，审查机关会把“谁是发明人”与“技术贡献在哪里”分得多细。

这次补充案传递出的方向很明确：韩国并没有把发明人资格交给模型本身，但也不准备把所有AI参与研发的成果一概视为“常规使用工具”。对于企业和研发团队而言，接下来最关键的，不是抽象讨论AI会不会取代发明人，而是把人的实质贡献、微调过程中的技术判断，以及可被说明书支撑的改进点写得更具体。

第七届“全非知识产权权利峰会”已确认将于2026年11月11日至13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组织方同步释出本届主题：将知识产权纳入非洲贸易、工业和创意经济转型的洪流。这个表述很有方向感。它不再把知识产权放在注册、维权或宣传教育这些末端议题里，而是直接放回产业政策、区域贸易和内容经济的主航道。

对正在看非洲市场的品牌方、内容平台、制造企业和技术合作方来说，这场峰会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会议本身，而是它可能代表的一种政策语气变化：非洲的IP讨论正在从“要不要保护”转向“怎样把IP变成区域市场中的可配置资产”。当AfCFTA进入更强调落地协同的阶段，知识产权如果仍停留在国别孤岛里，企业面对的就会是交易成本高、授权链条碎和品牌防线薄这三重现实问题。

日本围绕虚拟空间内3D数字资产的保护边界，终于把一个长期模糊的问题往前推了一步：并不是所有数字服装、虚拟建筑结构或场景部件，都能自然落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只要作品带有较强功能属性、应用属性，或者本质上更接近“可利用的设计”，权利人往往仍需借助修订后的《意匠法》或相关竞争法路径来完成确权与维权布局。

这次释放出的实务信号不只关乎权利归类。对平台型企业、游戏运营方、UGC空间服务商和品牌方来说，更关键的是投诉处理门槛也在变得更具体：当投诉横跨著作权、外观设计与不正当竞争逻辑时，平台若希望留在“避风港”之内，不能只看表面通知是否到达，而要看通知材料能否把权利基础、比对对象和侵害路径说清楚。

6月17日，非洲版权制度层面连续出现两项值得关注的进展。乌干达正式通过《版权与邻接权（修正）法案》，把数字环境中的侵权、盗版与平台版税分配拉到更强监管框架下；几乎同一时间，突尼斯议会立法委员会批准本国《版权法》修正，将《马拉喀什条约》中的盲人及其他阅读障碍者版权例外正式纳入国内法。

这两项动作放在一起看，信号比单独看更清楚。非洲版权治理正在从传统的权利确认与线下执法，转向两个更具体的问题：一是数字传播场景里的侵权和收益分配怎么管，二是版权制度如何在公共利益、包容性获取与国际接轨之间重新校准。对内容平台、跨境发行方、集体管理组织以及依赖数字分发的品牌来说，这不是边缘变化，而是规则重心在移动。